自诩为诗人的人，也许永远都成不了真正的诗人。而真正的诗人，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能够经受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

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他的写作涉及神学、诗歌、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自然科学以及雅典法律等，对后世的文艺理论、社会进步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第二类，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第三类，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在《诗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自己对于诗意的产生、悲剧、情节、发现等文学命题的看法，探讨了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情节的组合，悲剧的功用，悲剧和史诗的异同。从言语和思想、诗与历史的区别等内容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某些诗学问题的思考是超前、深刻且独到的。

从诗人诗歌创作刻画人物性格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得以窥见亚里士多德对于主人公形象塑造手法的关注与思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于性格的刻画，诗人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性格应该好。我们说过，言论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抉择（无论何种），即能表现性格。所以，如果抉择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每一类人中都有自己的好人，妇人中有，奴隶中也有，虽然前者可能较为低劣，后者更是十足的下贱。

第二，性格应该适宜。人物可以有具男子汉气概的性格，但让女人表现男子般的勇敢或机敏却是不合适的。

第三，性格应该相似，这一点与上文提及的性格应该适宜不同。

第四，性格应该一致。即使被摹仿的人物本身性格不一致，而诗人又想表现这种性格，他仍应做到寓一致于不一致之中。

井井有条的分析，让诗人在刻画主人公形象时有了可以参考的依据和遵守的准绳。诗人要想让笔下的陈述对象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生动有趣，就不得不放弃模板式套路化写作的程式，转而去开拓具体化、个性化塑造的新路。当然，保持全诗叙事主体的一致性更有利于读者解读作品，明确作品的结构、解析作品的主题。

其实，在诗的草创时期，那些对社会生活观察特别敏锐的人，通过点滴的积累，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诗的发展依作者性格的不同形成两大类。较稳重者摹仿高尚的行动，即好人的行动，而较浅俗者则模仿低劣小人的行动。前者起始于制作颂神诗和赞美诗，后者起始于制作谩骂式的讽刺诗。尤其是在荷马及荷马以后的作者的作品里，出现了许多的讽刺诗。

归结起来，不管是赞誉也好，谩骂也罢，诗歌总是对社会现象的反映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凭空产生的诗歌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造力，但完全与现实脱节却也表明作者对眼前现状的冷漠与忽视。真正好的诗歌，应该既提炼于生活，又能超脱于生活。

当然，《诗学》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全书虽然强调了诗的自我完善，却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悲剧人物固然应对自己的抉择（或决定）和行动负责，但在某些作品里，命运的制约或神的催动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诗学》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希腊神话和传说中，悲剧人物要想摆脱神力的束缚，是费力且困难的。

诗歌的诞生、发展和流传，正如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株清新淡雅的水仙，以其独特的姿态和香味吸引着人们驻足停留、静心欣赏。

亚里士多德从文艺起源的角度论证了文艺起源于摹仿活动。“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

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方说，‘这就是那个事物’。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摹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摹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

这里亚里士多德为文艺活动找到了两种心理方面的根源：一种是摹仿的本能，另一种是爱好音调与节奏的天性。喜爱摹仿虽然是人的一种本性，但这种本性又不同于动物的本能，而是包含着求知的因素，求知也是人的一种本性。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起源于人的天性的主张虽然不尽科学，但与“神创说”相比，仍不失为一大进步。他的这一说法也有为文艺辩护的意义。既然摹仿是出于人的天性，人对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愉快，文艺也就不应该受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