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氏（发妻，与后世名臣李光地同族）和刘氏（清廷所赐之妻，与李氏共侍一夫）

洪承畴的母亲傅氏读过书，知书达理，教子极严。承畴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攻读诗书。他聪明好学，七岁在本村的溪溢馆受启蒙教育。据说，八岁那年，洪承畴外公傅员外去世，母亲带他前去送殡。主持丧事的人问他们有无祭文，母亲摇头，他却张口说有。

洪承畴，崇祯十二年任蓟辽总督，领兵关外。崇祯十五年，于松山战败被俘，寻降于清，是最早降清的明朝重臣。松山失利闻于北京，君臣咸谓洪承畴必死，崇祯皇帝为之辍朝三日。

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 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代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说的乃是实话。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名节”真是最过硬的了。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大汉奸”，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诗，称道他“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

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

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不过“满回中原”、“力促中华一统”或有之，“避免了生灵涂炭”则是没有的事，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心中都有一本账。关键是，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结果论（实利）而朝秦暮楚？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后来又举兵叛清吗？再有，这样评价洪承畴，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这都令人困惑。

世间历来有“英雄”和“普通人”之分。我觉得恰当的态度是，对英雄应有英雄的尊重，对普通人也应有普通人的尊重。这不同的尊重，各自体现了一种社会公正与善意。但在中国，有时两种尊重都不存在。

作为个人行为，投降或不投降，受制于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质、个性等等因素，这些方面千差万别，既无一定之道理，也很难一概而论，该褒该贬，要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来看。

个人行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伦理层面，我们需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层面。国家伦理，作用在于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和人民价值观，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以及怎样做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投降不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国家所愿面对的情形，因为它与失败相联系，是不幸的境地。但在不赞赏的同时，能否基于现实，有所容纳、谅解与接受，对国家伦理而言，却是有关理性、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验。

其实，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灵涂炭”，尤其在清兵入关后，北方所以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比以后的日寇严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杀，满清则起码搞了扬州、江阴、嘉定三次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谁不知”，大概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比较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大大扩张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我们对那件事便抱了好感与好评。京戏有《洪母骂畴》，演传闻已殉国的洪承畴，突然归家，母亲见他身着“胡服”，不由怒骂。这情节纯属演义（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过得好好的，顺治九年卒 ），但孙中山诗中“安裔换清衣”的句子，却与剧情构成奇异的反差，“换清衣”为洪母所骂，在诗句里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气概，以一人之忍辱换来全体汉裔的平安。

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有趣的是，在洪承畴身上，不光后来汉人算糊涂账，满清出于本身需要也搅浑水。本来，所谓洪承畴劳苦功高，起码对满清而言确实如此。他的投降，是满清在关外时取得的重大突破。入关后，在搞定南中国过程中，洪氏更居功至伟。江南既下，洪承畴便受命为江南总督，在这抵抗最激烈的区域，充分发挥才智以及本身为“南人”的种种优势，软硬兼施，宵旰吐握，为清朝啃下这块硬骨头做出不可埋没的贡献。之后，领衔平定西南那终极之战，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缅甸只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后一年多病故。自归降至终，洪承畴对清朝来说可谓“死，而后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却被清朝列入《贰臣传》。这个“贰”字怎讲？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忠贞不贰”，洪承畴原为明臣、后降满清，显然没做到这一点，所以便“贰”了。这种情况，倘由明朝贬为“贰臣”还差不多，到头来竟是清朝给了他这样的评介。当然，“贰臣”还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传》，里面是些更坏的人。再者《贰臣传》亦非专门针对洪承畴，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员都列在其中。为什么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谕怎么说：

庚子，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

被点名的降臣，情形并不一致。像吴梅村，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像洪承畴，则并不三心二意，始终着实用命。对此，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区别对待；结果一视同仁，洪承畴虽“鞠躬尽瘁”，也仍然落个“贰臣”下场。所以这么搞，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当时为了得中国“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如今，“事后平情而论”，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而要“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这样，有关洪承畴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后来在不屑、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可以名留青史。

站在今天的角度，洪承畴是一个拥护国家统一的“英雄”，但站在明末清初的那个特殊时代，洪承畴的“三观”已经粉碎，完全违背了当时的社会导向，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大骗子，所以他才会被清乾隆列入“贰臣传”的行列。

当然，乾隆的行为有过河拆桥的嫌疑，很不地道。洪承畴为了大清能够打下江南，是做出了一份很大的功劳的。

如果没有洪承畴在江南奔波、招降，清军想拿下江南不一定有那么快。而乾隆为了收买江南汉族士族的心，将他一巴掌拍死，恐怕洪家后人都要羞愧死吧！

不过洪承畴没有什么可以洗白的，在他接受了皇太极劝降的那一刻，他的脸谱化就已经注定，不管他此前为了大明朝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一切化为泡影。

因为作为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而是尽可能的还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洪承畴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儒家提倡的价值观。

不忠：身为大明人，在松锦之战被俘后不思殉国以求仁，却转身投向皇太极的怀抱。

不孝：身为汉人，为了荣华富贵毅然加入清朝汉军镶黄旗，甘愿成为旗下一奴。

不仁：担任清廷的“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成为镇压南明反清义军的急先锋，先后破南京、宿松、宁国、徽州、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等府，“江南众郡县以次定”。

不义：杀抗清义军领袖金声、黄道周、李守库、徐君美、石应琏、应璧等人，不留活口。

大骗子：欺骗了大明朝上至崇祯，下至普通百姓的感情，让大明朝上下都以为他已经殉国了，并给他建立祠庙祭奠他，一时之间让他成为天下人的“英雄”。

洪承畴还是有大才的，他不仅协助多铎平定江南，还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开始，以“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坐镇荆州，指挥清军对华中、华南的反清义军进行镇压，并完成了对两湖、两广、贵州的军事布局。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洪承畴再次奔赴到云南，坐镇昆明，调度吴三桂等满汉八旗军对内地南明义军进行最后的剿灭。

事实上，自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投降皇太极开始，洪承畴就已经成为清廷的第一文人，他为清廷做出的贡献是远远大于范文程的，因为清军在平定长江以南的反清势力时，洪承畴一直是战略策划家，清廷的战术基本上都是他提供的。

所以，要真正给洪承畴一个定义，那就是满清平定天下的大明第一降人，大清朝的真正干将！